疾控中心专家:疫情信息公开关乎官员自信

疾控中心专家:疫情信息公开关乎官员自信

“埃博拉疫情一旦传到中国,我就会主张全方位防控”《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武/北京报道2003年4月28日正值非典疫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走进中南海,成为给中央政治局讲课的第一位医学专家。他的专业是流行病学,这些年又乐此不疲地深入研究公共卫生问题,认真总结中国公共卫生饱尝的酸甜苦辣。他认为,正是这些酸甜苦辣让中国学者对公共卫生的体会更深,也使他本人讲公共卫生问题更有说服力,“国外专家讲不出我所亲身经历的风风雨雨。”非典期间,他受首都非典联合指挥部的派遣率队到北大人民医院实地调查、现场办公,作出了对医院整体封闭隔离的建议,立即被决策者采纳、落实。这十余年来,非典中积累的经验,在历次流感、禽流感疫情防控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要与决策者对话《瞭望东方周刊》:埃博拉在西非四国暴发,作为流行病专家,你关注的是哪些细节?曾光:埃博拉太嚣张了,事实上它不应该这么严重。西非四国的公共卫生基础太差,疫情防控不到位,最关键的是找到并落实适合当地的流行病学防控对策。防控首先要做好现场流行病学工作,一定要弄清每个病例传播的来龙去脉,这工作最艰苦。中国援非工作组有相关专家,我的学生就在里面,但他们没有应邀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任务。这工作受语言、习俗等多因素制约,更适合当地人做,而又受专业水平的限制。即使中国专家提出科学决策建议,也不一定能被采纳。最为关键的是,靠治疗为主去应对埃博拉病流行,肯定不靠谱,还得靠科学防控。传染病“治得不如传得快”,下功夫“治”是扬汤止沸,控制“传”才是釜底抽薪。自非洲发现埃博拉出血热至今已经38年,但全球范围内仍然没有被批准使用的有效的疫苗或者治疗药物。近期,一些药物也只是处于试验阶段。在非典期间我们也曾对疫苗和抗病毒药抱过希望,但远水不解近渴,我们很快采取了隔离为主的防控策略。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西非四国提出的有效策略,面对疫情扩散束手无策。偶尔也有一些亮点,但是不足以遏制疫情局势。《瞭望东方周刊》:公共卫生的建议是否被决策者采纳,似乎不单取决于公共卫生专家的一厢情愿,请问你的体会是什么?曾光:建议和决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流行病学专家更多是从技术层面,研究疾病怎样传播和怎样消灭。流行病学的产出首先是决策建议,人命关天,决不能把发表几篇文章当主要目的。建议要能被政府接受并组织落实,这也考验着决策者的悟性和公共卫生知识。公共卫生专家不仅要精通医学,还需要对国情、老百姓、决策者、政府实施能力有深刻理解。没有这些综合能力,怎么能跟决策者对话?专家跟决策者对话成功的前提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获得与决策者对话的机会,获得信任,否则有再多的想法也没用。机会往往稍纵即逝,而信任来自于长期甚至毕生的专业积累。有了这两个前提,还需要你有独到的见解、诚恳的态度、通俗表述的能力,这样才有可能调动决策者的积极性。这的确很难。当时,我作为首都非典联合防控指挥部的顾问,决策者们集体开会我每次都能出席,经常提出建议。偶尔有一次我没发言,散会之前领导总是会问“曾教授,你有什么意见”。谁有能力看透
“皇帝的新衣”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非典之后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有哪些进步?曾光:传染病是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处理任何公共卫生问题都需要遵循公有、公益、公平、公开、公信的“五公原则”,否则必然吃大亏。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当时,应对北大人民医院非典疫情的关键是依法对全院隔离,非常有效。事后,有人认为,提出医院隔离好像戳穿“皇帝的新衣”一样容易,关键是看谁有能力看透
“皇帝的新衣”,并且有勇气戳穿它。2003年4月21日,我受命率队到人民医院调查,听完院方的汇报后,我提出要去门诊、病房考察,实际上是基于职业道德和职业习惯去现场找灵感。三个小时的现场调查后,我觉得无论如何医院必须停止“控制医院感染的战斗”,将患者全部转移到郊区。后来很快建立了小汤山医院。中国的做法也许对西非国家应对埃博拉有参考意义。进入病房之后,我实际开展的不是流行病学调查而是社会学调查,我要搞清楚的问题是“照目前对策,控制医院感染有没有希望”。当时一批批医务人员倒下了,留置病人没有一间正规病房,洗衣房、锅炉房都住着病人,空间太小,病毒浓度很高。在那种情况下,空喊“攻克感染”的口号,简直是开玩笑。中国政府经过非典一役,能力明显进步。过去十余年又经历过多次疫情,每一次大家对传染病“瞒报”都如过街老鼠一样喊打。不同的疫情还会再来,以前做得好,不一定这次做得好。疫情信息能否公开,实际上跟政府官员的自信心有关。《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说政府在公共卫生中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能否详细解释?曾光:目前实施的“三级预防”包括病因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临床预防。仅仅这个三级预防,还远远没有做好。我倡导的是“零级预防”,与“三级预防”不一样。三级预防既有政府的责任,也有老百姓的责任,比如老百姓可以戴口罩、锻炼身体、积极治疗疾病,可以在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主动参与预防。“零级预防”主要得依靠公共政策,它只有政府责任,老百姓没办法参与,但它的预防效率是最高的。比如戒烟,仅依靠老百姓的配合努力,吸烟率可能会降低,但是达到一个水平之后就处于动态平衡,再也难以降低。如果政府通过经济发展政策、税收政策、商标规范等施加办法,吸烟率肯定会大幅度下降。我们这些专家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在替政府思考如何弥补国家公共卫生的一些漏洞。传染病的传播之谜《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年新的传染病似乎越来越密集,例如SARS和埃博拉,为什么会这样?曾光:这些与生态环境改变、经济发展、人的行为、政府的对策都有很大关系。由于我国传染病发病率已经降得较低,可供研究的病例样本变少了,很多传染病的症状感染科大夫可能都没见过。非典时期,就存在一些医务人员缺乏专业知识的表现。根据目前WHO发布的信息,埃博拉的致死率比非典高得多。埃博拉是接触性传播,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动物能够通过呼吸道传播该病,人类也得小心。根据公共卫生的基本原则,只要“存疑”就应该采取全方位防控,预防级别就高不就低。这个基本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埃博拉疫情一旦传到中国,我会主张全方位防控。特别在埃博拉病毒不断出现新变异的情况下,我更相信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证据,更相信中国现场流行病学的调查结论。即便像流感病毒和SARS病毒,人类都遭遇了,对最基本的问题还是不知道答案。可能会永远都不知道——其实不知道才是正常的,要是知道的话,除非是人造的。“人造”是指,或者病毒是人造的,或者消息是人造的。《瞭望东方周刊》:联系你自己,谈点公共卫生人的酸甜苦辣好吗?曾光:中国各学科医学专家应该为公共卫生做更多努力。公共卫生人苦在,中国目前还遵循旧的模式,重医轻防,这不是现代公共卫生模式。如果不重视公共卫生,不突出预防,医改就永远不可能成功。依我观察,现在远远没有很好地突出预防。做公共卫生几十年,我总感觉在孤军奋战,有时候甚至是孤人奋战,不被理解。比如,昨天下午还有“恐艾”的人打电话攻击我,别说语言了,就是人身威胁都有。事实上,中国没有谁像我这样主动替他们做过很多事情,而且还是完全义务的。我们主动组织他们做调查,出差旅费接他们到北京,管吃管住,免费检测,甚至把标本送到美国去检测。我们做了该做的事情。其实我非常同情他们,因为他们身体或精神方面可能正在遭受疾病的折磨,而我的苦口婆心还不足以说服所有的人。这反而使我对公共卫生的体会更深了。但是,我确实觉得自己能力有限。社会应该鼓励真正的有识之士主动走出来为公众服务,不然伪科学倒很有市场。十年防疫记“像一盆冷水一样,哐当下来。大家就都醒了,也严肃、严谨了。”吴曦这样总结非典对于医务工作者的影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武/北京报道遥远地方的每个人,其实都与我们有关。对吴曦来说更是如此。埃博拉,这在非洲肆虐的疫情,不时也会让她感同身受,偶尔记忆闪回。作为一名“抗非典战士”以及非典患者,曾经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11年前的4月,吴曦还身在一家非典隔离医院。北大人民医院曾是非典重灾区,急诊科是重中之重。那时,吴曦目光所及极其单调,心情在明暗之间反复切换,对声音则无比敏感。院子里的布谷鸟经常从凌晨叫到天明,她会感到一丝欣喜,“新的一天终于来了!”如今,2014年夏末,吴曦陪着两岁的宝宝,用她的话说:“每天都有惊喜!”幸福溢于言表。而彼时,北大人民医院正准备向非洲派出援外医疗队。此前,已有来自北京多家医院的医护人员赶赴西非。世界卫生组织多名官员反复表示,中国从抗击非典到应对禽流感疫情过程中形成的对疫情快速全面反应的经验,可适用于全世界。我靠的是“精神防护”2003年4月17日,吴曦记得,那天急诊科护士王晶走到分诊处对她说:“给我一只体温表,好像有点儿烧。”数值显示这个姑娘确实在发烧。随后她住进了隔离病房,还穿着白大褂。很快,患者越来越多、越来越急。防护服、设备供应开始缺乏。“当时,央视柴静采访我,问采取了哪些防护措施。我只是说了一个词:‘精神防护’。”北大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朱继红后来做流行病学调查时发现,附近北方交通大学校医院的防护设备都比自己的医院要好。“他们是铁路系统的,有资源,直接调了一火车皮防护设备过来。”“压力很大。之前危机意识不强,等危机真来的时候,大家都乱了,束手无策。当时卫生部门印发的指导手册是以前资料攒的,派不上太大用场。”吴曦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朱继红也觉得,最初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很多人知识储备都不够,希望用勇气去战胜疫病。北大人民医院被隔离的第一天,曾有人提议组织一些集体活动以体现乐观主义精神,被时任副院长的王杉制止。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如此分析:当时“由于我国传染病发病率已经降得较低了,可供研究的病例样本变少了,很多传染病的症状大夫都没见过”。起初,北京人民医院还能对每一例病人都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把受感染的来龙去脉搞清楚。随着患者越来越多,一切开始陷入混乱。同事不断病倒,也有人请假不来上班。2003年4月21日,吴曦被确诊感染。两天后,整个北大人民医院被隔离,吴曦等被转移到一家医院治疗。作为第一梯队成员,朱继红进入隔离区工作。领导说进去一个月就出来,然后隔离三周就可以回归社会。朱继红吃住都在医院,睡在解剖室,满屋子福尔马林的气味。在从隔离区撤离之前的那天晚上,一名同事辞职。那天白天,朱继红还找他谈话、鼓劲,并且许诺:“就撑一晚上,天亮之后我带你们出去。”最终,医务人员心理失守。在今天的描述中,这是他们认为最可怕、最不愿回首的事情。“像一盆冷水一样,哐当下来。大家就都醒了,也严肃、严谨了。”吴曦这样总结非典对于医务工作者的影响。医院能拒绝病人吗隔离前那个晚上,吴曦想回急诊科看看,“拿几套病号服、输液针带着给大家也好”。站在科室门口,凄凉场景让她永难忘记,“窗户哐当响,屋里乱七八糟,风凉飕飕让人瘆得慌。”在隔离医院住院期间,她写了一本日记。“想起来就写,想起什么就写什么……”她把窗外布谷鸟的叫声录下来作为手机铃声,直到前两年换新手机,才换了铃声。2003年5月28日,吴曦出院。她把在隔离医院使用的所有东西都扔掉了——除了日记。但是,那以后她从未打开过这个本子。回家的那天,吴曦担心被另眼相看,提前一站从送她的救护车上下车步行。路过一处报摊,她看见当天《北京青年报》用一个整版的照片和文字介绍了王晶殉职的故事。“当时就崩溃了,仅仅一个月,居然已经是隔着两个世界,只不过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吴曦说。她开始锻炼身体,准备回医院上班。但是生活还翻不了篇。她被检查出双侧股骨头损伤,肺功能也受到不可修复的损伤。她曾忐忑着想返岗,起初也被同事好意婉拒。后来,“命运终于撕开一道口子,有阳光进来了。”吴曦回到了医院,在多个部门工作过,还做过院长秘书。2010年她参与筹建了北大人民医院客户服务处。现在该处123个人,由吴曦主要负责。吴曦等人起初被称为“抗非典战士”、“抗非典英雄”,“后来医院就称他们‘对人民医院有突出贡献工作者’,他们也想回归普通生活。”如今已担任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的王杉说。11年过去,“我们作为中心城区的三甲医院,一旦发现传染病一转就走。只要疑似,马上就转。这也算亡羊补牢吧,至少可以避免在同一个地方栽两个跟头。”朱继红说。事实上,“人民医院至今仍保留着一个传统,从来不拒绝病人。”朱继红说,“非典疫情告急后,也曾劝说病人不要入院,但如果患者执意要进,我们也没有拒绝。”朱继红认为,这是北大人民医院在2003年4月院内感染大暴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最初就是由于患者隐瞒接触史,从而导致院内感染情势恶化。另一个情节是,一家中央媒体的内参批评了北大人民医院有“拒收行为”,后者因此受到高层批评。事后证明,这次“拒收”其实就是规劝患者去其他医院,以避免在形势已经非常严峻的北大人民医院受到感染。种种因素之下,北大人民医院自己成为非典最严重的受害者之一。在经历非典、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疫情考验之后,北大人民医院建设了敏感的应急处置能力和传染病防控制度。现在患者已经很难隐瞒自己的情况。而对于整个医疗卫生体系来说,医院要处置好自己无法处理的传染病人,已成共识。当然,这并不代表着将病人推出医院大门。2013年5月21日,在家属隐瞒禽类接触史的情况下,北大人民医院收治了一名6岁男童。该患儿就诊期间,医院依照规范采集标本送疾控中心集中检测,经北京市区两级机构很快确诊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患儿迅速被送至北京地坛医院观察治疗。与患者密切接触的50人也在短期内被核实,并且全部实施医学观察措施。非典精神是什么而在2003年4月,想把患者“转出去”,送到更合适的医院,难上加难。后来因院内感染情势恶化,王杉多次向高层写信,主张整体隔离北大人民医院。他认为:“传染病科学防控重要的两个基本原则是切断传播途径、控制传染源。如果首先想着是治疗传染病,那是违背规律,顺序颠倒。”4月20日晚,中央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4月21日,曾光代表首都非典联合指挥部到医院调查。“准备进核心区的时候,陪同人员中很多人脸都白了。”曾光对本刊回忆说,“最后就我、王杉,还有另外一人进去了。”连续三个小时调查了九个非典污染区之后,曾光得出结论:人民医院已经被严重污染,医院反映的情况属实。“我当时的判断是——这就像地震到来,这个时候带着人们跑出去才是对的,喊‘挺住’、‘战胜地震’的口号,没有用。”曾光说。在曾光代表首都非典联合指挥部召开的现场办公会上,王杉说着说着就急了:“以党性和脑袋担保自己所说属实,谁要是再让普通民众进人民医院就是犯罪。”“那年我43岁,从没说过这样的话。从1980年做实习医生起我就在人民医院,实在是被现实逼得不管不顾了。”王杉言语间透着伤感,“看着身边同事一个个倒下,那种场景实在太痛心了。传染病防治基本原则得不到执行,而我却无能为力。”终于,北大人民医院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得以离开“战场”。非典之后,原卫生部一次关于“非典精神”的新闻发布会期间,有媒体问王杉“什么是非典精神”,王杉脱口而出:“就两个词——科学、奉献。”某种程度上,“科学”防控更为重要。曾光表示:“西非的公共卫生功课做得太不足了,要不然不会恶化到这样。”在非典之后,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源重建公共卫生系统,疾病监测体系也已较为强大,基本都有现成预案,各政府部门反应迅速。在王杉看来,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只是整体防控链上的一个环节。传染病防控是全方位集团式的行动,政府应该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如今每当有疫情警报,王杉都会接到政府部门紧急询查的通知,无论昼夜他们都会赶到现场。“有时候甚至有点‘过敏’,但这种警惕是必需的,传染病防控应该是常态。”2013年,在一场关于“非典十年”的小型座谈会上,曾光谈了自己的体会:公共卫生问题归根结底不是公共卫生机构的问题,而是政府行为的问题。非典之后,全国卫生系统投入巨资加强防控系统建设。北大人民医院“医院感染主动监测实时预警管理系统”2012年投入试用,现在已经获得国际HIMMS系统七级最高认证。高燕在办公室里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演示了这个系统:在电脑屏幕上就能对全院每个病人实现全过程实时、主动医疗追踪,各种情况一目了然。只要有预警报告,高燕就能及时知道,然后提醒具体科室,甚至组织现场甄别。这个流程在以前需要7~10天,现在采用这套系统,将院内感染管控从以前的事后管理改为实时预警。目前系统还在进行各种拓展。感染科的现实此次埃博拉疫情发生后,北大人民医院在几十分钟内就组建起一支援非医疗队,所有物资配备专业、齐全。医院内部各科室也做好了部署、演练,提高快速响应及疫情应急处置能力。虽然“中国经验”被作为典范,但是其提升空间仍然巨大,特别是路径依赖、缺乏创新方面。2004年,原卫生部出台文件要求医疗机构组建感染科。至今大多数医院的感染科建设投入不足,主要负责发热门诊和肠道门诊,地位尴尬。北大人民医院感染科也是在那之后组建的。高燕除了是北大人民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主任之外,也是感染科创始人之一、现任科主任。面对本刊记者,高燕脱口而出:“大多数医院的感染科都是又破又穷,你要我说什么呢?”在“第六届抗感染高峰论坛”上,一位知名专家也表示:“很多医院感染科至今还处在没病房、没病人、没规范、少投入、被忽略的境地,说白了感染科不是能赚钱的部门。”感染科的遭际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曾光告诉本刊记者:“李克强总理曾称中国疾控中心是‘中国的宝贝’,财政部门官员也认同,但是他们跟我们谈项目、谈资金的时候要拿政策来抠,就会发现缺乏落实细则。”作为一线医务人员,朱继红的感触微观、直接。他常以自身经历跟念医科的女儿聊些心里话:“医务工作者要有担当,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有担当和没担当的结果会绝然不同,具体到医疗行为上可能就是生和死的差别。”朱继红认为,从医环境在恶化,医务人员的职业素质、人文素质在下降,但他坚信这是阶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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